在技术天才的另一面，他还是一个出色的管理者。

　　今年1月，张亚勤从美国雷蒙德抵达北京，当他走出机舱门那一刻，北京正是干燥寒冷的冬天，而10多小时前他还在温润多雨、四季如春的雷蒙德。他这次回来，是就任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

　　3月22日下午2点，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二层大宴会厅拥挤着一群吵吵嚷嚷的记者，由于事前没有准备新闻稿，谁也不知道今天的记者招待会要发布什么，他们甚至有些抱怨。由于在1月18日成立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时就没有召开新闻发布会，所以，有人猜测这位新总裁必定是有点怯场。这时，一群胸佩礼花的微软高级主管从VIP室鱼贯而入，走向第一排给他们预留的座位。而张亚勤没有就座，他径直走向了会场的后排，一只手插在裤兜里，静静地观察着喧哗的会场，直到主持人示意他就座，好让会议能够顺利开始。

　　然后张亚勤上场了，他第一句话就让来看热闹的人心凉了半截，因为他说自己非常开心。张亚勤似乎毫不在意气候变化会给他的行程带来什么影响，他1999年1月初次回国时，北京就是这样糟糕的天气，而7年来他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他憨态可掬的笑容。随后，他开始提高音量感谢身边的同事，仔细地回忆着7年来和他工作过的中国同事，感谢他们帮助中国研究院成长为亚洲研究院，然后他手指台下一位看上去比他老很多的美国佬，祝贺他获得了新的职位，这位美国佬（Todd Warren）已经在微软公司工作了20 多年，现在他成为了张亚勤的继任者。最后，他清了清嗓子说：“这是最大的机会，谢谢大家。”这个太过简单的收场，让台下的观众都没反应过来他的演讲已经结束了，等大家开始鼓掌的时候，这位40 岁的总裁已经退到了场边，开始等待后面的揭幕仪式。

　　“他说的那个机会是什么？”台下有人开始互相议论。

　　“他给微软带来了能卖钱的产品，并缔造了目前微软公司增长最快的部门。”有人回答。

　　征战雷蒙德

　　2003年10月，比尔·盖茨和微软CEO史蒂夫·鲍尔默来到北京，除了与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会晤以外，他们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邀请张亚勤到美国负责移动及嵌入式设备的全球研发。盖茨对这位身材略显矮胖，笑起来憨态可掬的中国人兴趣浓厚，3年来，每年张亚勤都会飞到雷蒙德展示有关移动计算技术的研究成果，而微软Windows CE部门的业务进展实在让人失望。为什么不让张亚勤来试试？

　　张亚勤的到来让Windows CE部门(随后重组为移动及嵌入式产品部门)焕发了新生。该部门由于长期沿袭了PC操作系统的开发模式，产品更新周期缓慢，面对已经开始出现加速迹象的移动计算市场，Window CE几乎完全处于被动局面，微软内部员工干脆给这个部门取了个绰号“粘在骆驼上的一只蜗牛”。

　　张亚勤决心要改变这一切，这也是他等待的一个机会。3年前他开辟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个新研究小组——无线网络小组，一直低调地从事着Windows CE的产品转化工作，而现在他的机会来了。

　　2004年的一天，张亚勤给微软美国4万员工发了一封电子邮件，号召员工都来使用“微软牌手机”，这第一款用于微软内部测试的手机已经集成了目前高端商务手机的所有功能：3G、多媒体、移动电邮等，而这些功能在一年前还不在产品计划中。张亚勤到达雷蒙德第一件事，就是坚持要把这些缺少的重要功能全部补上，“当时我们忽视的是Technology(技术)，而不是Business(业务)”，在那一刻他预见了未来，如果微软公司今天再回想这一切，谁也不会否认这一点。

　　张亚勤的那封电子邮件激发了微软内部规模宏大的“移动体验”，那时很多微软的员工都在使用Plam或者BlackBerry，他们给这第一支“微软牌手机”提的意见大都非常苛刻，“第一天我就收到了700多封回信，邮箱都挤爆了。”张亚勤说，“最关注这支手机的还是盖茨，他的邮件是1天1封，信中甚至还和我讨论技术细节。”张亚勤当然没有时间悉数回复所有员工的来信，面对喷涌而来的“客户需求”，他开始反思Windows Mobile产品如果再沿袭PC 软件的开发模式—— 2～3 年升级一次——会不会成为技术以外的另一个障碍？

　　2005年4月，在一次Windows Mobile产品的发布会后，张亚勤发现身旁的松下电器美国的CEO正在使用装载了Windows Mobile的手机，他便上前询问这款产品是否好用，对方先说了一堆好话，后来知道他是张亚勤又说，“原来你是这个部门的主管，那我要好好提几个意见了。”张亚勤认真地听完了他的意见，回到公司后他迅速理清了一个思路：重新划分产品研发中Phone和PDA的投入比例；组建一支面向运营商、手机生产厂商的“外派”团队。

　　这一思路帮助移动与嵌入式产品部门彻底抛弃了PC软件的开发模式，当张亚勤今年3月站在北京国际俱乐部饭店二层大宴会厅演讲台时，他如同站在了高高的领奖台上，他激动地说：“我们当时组建了微软著名的团队OORT(OEM/Operator Responsiveness Team)! 这是微软历史上第一次成立专门的团队，和运营商、OEM、手机合作伙伴进行密切的合作。这个部门当时是20个人，现在已经将近200人，可以说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了Windows Mobile产品研发、合作和经营的模式！”这不禁让人想起微软那句振奋人心的工程师标语：“This is my baby(这是我的儿子)！”据说微软每个工程师在出色地完成工作后，都会高举自己的作品大喊这句话。

　　当张亚勤在北京希格玛大厦6层会议室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这句话似乎依然还在他心中激荡。张亚勤说，“其实我看到的是两个层次的融合，多年来改变整个人类交互方式两个最重要的方面，一个是数字化，把你的信息表示的方式改变，另一个是IP化，指的是信息连接的方式。”到如今，微软的移动平台的合作伙伴已有55个国家的47家设备制造商与115家移动运营商。

　　事实上，张亚勤并不像多数人想像中的那样低调，他也会扯着噪子喊出振奋人心的宣言。只不过，这种表情只有在他看到“儿子”正在改变世界时，才会出现在他脸上。

　　从科学家到管理者

　　不太熟悉张亚勤的人，通常只认为他是一位计算机科学家，并没把他想像成一位拥有个人魅力的管理者。这种认识和张亚勤的低调不无相关。1999年，他回到北京后不久，曾有细心的员工把他所获得的奖励挂在公司墙上，结果张亚勤当时就把它们都统统摘了下来，他似乎从来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当时，为了邀请张亚勤加盟初创的微软中国研究院，时任院长的李开复就满足了这位科学家一个很“学术”的要求：在他的新办公室里安装一块长3米，用于讨论问题的白板。这样他就肯回北京了吗？“差不多，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一位微软亚洲研究院的研究员说。

　　有传言说，去年7月微软高级副总裁李开复从微软辞职加盟Google公司，此后比尔·盖茨把张亚勤派回中国，这是一场人为设计好的公司战争，张亚勤现在坐的位置，本来是准备给李开复的。还有记者跑去问张亚勤，“在中国，高校的学生那么喜欢李开复，那你的魅力在哪儿？”

　　“他们非常不一样。”一位曾经和李开复与张亚勤都共事过的微软亚洲研究院员工说，“李是那种说几句话就可以鼓动人心的领导者，而张却不是。”

　　“他用自己的行为改变周围的人。”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及工程学系教授张黔，曾是微软亚洲研究院无线网络小组的主任研究员。她说：“和亚勤共事非常轻松，他会时常过来拍拍你的肩膀，鼓励你任何一个微小的进步，他几乎从来不发号施令。”

　　现任微软亚洲研究院主任研究员的李世鹏，是当时听说张亚勤回北京工作后，直接选择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一位海归。他说：“和大多数选择回国的研究员一样，我不是被亚勤说服来北京的，而是主动来的。”李世鹏认为，张亚勤的成就，让他根本不需要去鼓动别人，他自己就是最好的“广告”。而对于作为管理者的张亚勤而言，李世鹏说，“他不像鲍尔默那样会拿棒球棒在台上挥舞，但他讲出的话总是让你不得不信服。”

　　张亚勤用了3年时间让Windows Mobile这只“蜗牛”变成了另一头“骆驼”，这已经证明了他出色的管理才能。整个过程虽然一切都很顺利，但在他看来，却并非轻而易举。他刚到雷蒙德时，他在微软实际工龄仅有5年，而他手下的4个高级经理的工作时间加在一起有70年，要率领这样一支队伍无疑是一个刁钻的管理问题。一个更难以统计的数字是当时移动与嵌入式产品部门的员工数量和与这个部门关联的其他产品部门数量，“当时在全球我们大概有1000多人在工作，而Windows Mobile几乎和所有产品部门都必须有紧密的联系。”

　　毫无疑问，他“搞定”了这一切。当向他询问是如何做到这一切时，张亚勤笑了，“我可以全部告诉你，但要记住，这不是我一个人搞定的。”

　　28年前一个闷热的夏天，12岁的张亚勤正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一场突然降临的肝炎让他饱受折磨。 面对还有两个月的夏季高考，张亚勤对母亲说：“让我去试试，不去考，等于考了0分。”面色苍黄的张亚勤坚持走进了考场，而这份坚持的态度从此改变了他。

　　多年后，张亚勤偶尔回忆起那段经历，当年能够考入中科大少年班的学生都被人称为“神童”，而他却不认为自己真有那么聪明，他认为成败之间，坚持不懈的态度更为重要，就像他自己经常说的那样，“努力不一定成功，不争取一定会失败。”

　　如今，张亚勤站在了历史的起点，他掌管的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是由微软亚洲研究院、微软亚洲工程院、微软中国研发中心、微软中国技术中心、微软互联网技术部(中国区)、微软亚洲硬件技术中心及其他分布于北京、上海、深圳的各类产品研发机构组建而成。他昔日的战友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沈向洋博士、微软亚洲工程院院长张宏江博士及微软互联网技术部(中国区)总经理宫力博士将帮助他去完成新的历史。

　　新的挑战

　　6月底，张亚勤又从北京飞回美国雷蒙德总部，此行他有两件重要事情要办。第一，他将给微软总部各个产品部门的全球副总裁带去一整套从基础研究到产品研发的方案；第二，他要把家搬回北京。

　　其实，张亚勤似乎从来没有离开过北京。2003年他从北京去美国就任微软全球副总裁时嘱咐自己的秘书，“别把我的书搬走，我可是还要回来的。”

　　在他动身前往美国的前一个月，这家全球软件业的航空母舰已经驶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微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软件架构师比尔·盖茨，这位“商业头脑”远大于“技术天赋”的人已经宣布将在两年内逐步退出公司的日常管理工作，然后将只保留董事长的职位。对于微软来说，这无疑意味着IT英雄时代的终结，但这也似乎揭示了强人之后的微软公司已经自己找到了通达未来的方向。

　　“7年前，微软已经进入了一个关键的战略转型期。”在数月前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成立前夕，张亚勤在一个小规模的媒体交流会上这样说道。当时，身着西装，但仍然不打领带的张亚勤把语调放得非常轻松。他平静地阐述着这几年微软在向数字娱乐、互联网、移动计算等领域进军的信心。而对于自己和中国研发集团，他只强调了一点，“中国研发集团是微软海外机构最完整、业务布局最全面、研发投入最大的研发机构。我们在做可产品化的研究，这是最大的不同。7年来，我可以说微软亚洲研究院已经成为世界一流的基础研究机构，但在产品研发上还不是。而这正是我要努力的方向。”

　　事实上，他所说的这个方向已经关乎微软公司的未来。迄今为止，微软公司的Windows操作系统与Office办公软件虽然仍然拥有令人称道的市场占有率，但是，这一成功似乎从来没有被总结成“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广阔市场”。提到技术创新，通常人们第一反应就是Google、开源软件或者某个互联网新贵。

　　张亚勤似乎一开始就是来接受这个挑战的。这位被人称为“全世界的财富”的科学家，7年以来一直埋头低调地改变着微软研究院的模式，帮助这艘航空母舰为驶向蓝海而努力突围。当张亚勤讲到现在蒸蒸日上的微软移动与嵌入式产品部门和7年来从微软中国研究院已经发展成为微软全球第二大研究基地的中国研发集团时，他的脸上闪过一道灿烂的笑容。

　　这是一个道能够让盖茨放心的笑容，就像盖茨经常对张亚勤说的那样“Go do it!(你去做吧!)”。8月，张亚勤会带着这一切再回到北京，他的梦想是在中国做出征服全世界的产品。这一次，盖茨已经不用再嘱咐他“Go do it”。